第一节 “发生”的概念
在绪论（引言）里，我们说文学史家们通常以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但是，大家应该注意，这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事件性的界标”。而不可能是最终的“发生动因”。这里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
发生（历史）解释 和 结构（性质）解释
从结构解释上说，中国现代文学自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但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发生并非从天而降，它无疑要以现代中国一系列社会文化实践作为它必要的实践语境和应有资源准备。
胡适在对中国近代中国文学变革和文学革命历史资源的梳理中，早已将晚清的语文革新运动和诗文革命的实践收入视野之内。
我们以为，从结构解释方面看，1917年1月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质与之前的古典性质已经有了明确的不同。但是结构解释中的差异判断，并不必然排斥发生解释中对历史联系的强调和发现。如果说，对新文学的结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束，那么，发生学的解释将显示：这一“终结”的起点和过程都展开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
对这些历史实践的追问就是对中国新文学“发生”条件的追问。这些条件的产生和成熟过程就是新文学的“发生”过程。
第二节 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知识法子角色的转换
这里重点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问题。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原来的封建王朝的士大夫转化而来。
转换的内在原因，是士大夫在封建王朝的最低谷期，依然不灭的爱国/爱国君的思想，要拯救“中央之国”于水深火热之中。
转换的外在原因，是近代西方社会传近来的“现代知识分子”概念。——现代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一个社会的民间岗位，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他的独立的专门知识或技能。独立的民间岗位和专门的/独立的知识是知识分子形式责任的前提。当前高校有许多“伪知识分子”，他们依附强权政治，没有自己独立的民间岗位，他们的岗位只是从过去的“皇权”换成了现在所谓的“民权”。这样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的专业知识是否也是独立的。
没有知识的人也关心国家大事，像某些出租车司机，他们也骂街，但这不叫知识分子，只是一般的老百姓的发牢骚。现代知识分子一定是有一技之长的，在民间有一个固定岗位的。
其次，光有这个岗位还不够，他还具有一种超越职业岗位的社会、人生情怀，对社会、人类发展的未来，他有所关怀。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方面，但又是一个很本质的东西。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看到社会上很多现象，他不会就事论事，他会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他关心的问题更多的是中国的前途怎样，中国的未来会怎样，中国和世界的潮流会怎样，人的根本发展在哪里等等的问题。他要透过日常生活的问题来考虑国家的未来，世界的未来，考虑人的根本的自由和发展的问题等等。
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问题。
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基本价值在庙堂。在故宫。在皇帝的眼皮底下。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主要的能力就是为国君、为朝廷尽忠竭智。他们是通过对朝廷效忠这样一种机智，来发挥自己的能力的。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传统士大夫阶级的价值取向非常狭小。官做得越大，就越可能为国家做出的大贡献。但国家是皇帝的。所以，古代士大夫阶级只是为一个人/一个家族服务。这样一来，“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其价值领域是相对较狭窄的。
刚才讲转换的内在原因时说，是士大夫在封建王朝的最低谷期，依然不灭的爱国/爱国君的思想，要拯救“中央之国”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当一系列的救国运动都必然地归于失败之后，这些已经吹过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之风的中国的士大夫们，也在寻找着变化，寻找新的爱国、救[FS:PAGE]国之路。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都经历了相同的社会事件。“中央之国”在鸦片战争 的失败，让他们去思考应怎样去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现代的民主国家？像以往的历史那样，他们首先依附强权的道路，有了洋务运动 （要建立强大的清朝）、戊戌变法（光绪皇帝） ，都失败；孙中山成了期望 ，但也失败。
“强权政治”走不通，且成了帮闲。依附的道路碎了，必须另寻他路。中国走现代化道路光依靠国家强权政治不行，要走另外一条发动民众的道路。——国家主义思潮被否定，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什么时真正的爱国主义？
1915年——191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转折期。
陈独秀提出“伦理的觉悟”，要摆脱国家至上主义，要自立、自由，启蒙百姓。
蔡元培提出要从“教育”入手，从下层的变化开始。这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立人”思想的表现。发动大学里的学生、学者这些先觉者搞新文化运动，唤醒群众的觉悟，先立人后立国。
胡适也强调大学的重要：“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思想之本………国无大学乃可耻也………。”
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从强权政治走向了启蒙大众的救国道路。可惜时间不常。
1916年12月，大雪之中蔡元培来到北大，一声高呼，大批知识分子云集北大。这时，重大的变化开始了：
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活动空间的位移：从皇宫转向北大；由高层政治转向民间教育；
更是中国现代化思路的转变：由依靠国家、强权转而依靠知识、科学理性力量；由自上而下的道路转向自下而上的道路。启蒙成了最重要的选择；
也是知识分子角色的转移：从依附强权，成为幕僚转向依靠自身，当思想启蒙的主体，实现理想、教育、学术、文化的独立，彻底走出传统知识分子的道路，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的现代知识分子。
他们的活动空间从“庙堂”转到了“广场”。他们通过大家，影响整个社会；通过传媒，播撒启蒙的思想。
他们创造出了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科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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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业的兴起
1859年，第一份现代中文报刊《六合丛谈》在中国最大的现代都市上海创刊；
1872年，中国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申报》公开发行，预示着现代传播媒介开始在中国扎根。
从1873年到1894年的20年时间，是中国近代报业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这仪实践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和书函往来的单向而又有限的思想交流和知识传播
报纸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导致现代文学市场的形成。在清政府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度以后，1907年创办的《小说林》第一次公布稿酬标准，标志着现代稿酬制度的规范化，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障。从此，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在科举试图与入幕帮闲的传统道路之外，也有了以“思想”与“协作”作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新的选择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现代作家从此将不断承受着读者趣味与市场需求的压力，棉队文学商业话的种种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
•学会的涌现
以1895年11月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为开始，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先后成立的各种学会有6、70个之多。分布于12个省份的约30个城市，他们都以“讲求学术”为门径，为中国谋求“强国”、“富国”的最初的现代化的设计。他们讲求新知，倡导教育，开启了近代知识界的一些新的实践领域：兴办学堂，长里图书馆，购买书籍、科学仪器、出版学报和各种书籍，为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又一种公共的知识空间。
在1899年至1911年间，各种公共性的结社就多达600余个。
第三节 “白话”的兴起
第四节 近代诗文界的“革命”
历史选择粱启超喊出业以成熟的文学变革的第一声：1899——1920年不到三年的时间，他连续提出了：
“诗界革命”——始于1895年秋冬之际。倡导者为夏曾佑、谭嗣（si4）同、梁启超。首先在[FS:PAGE]“新诗”（当时的诗歌的求变的追求）领域。
“浔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引“新名词”以入诗。
真正的诗界革命，“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新诗。”
首要的“新意境”则“不可不求之于欧洲”。
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与俗”。（参考《中国文学史》P392)
“文界革命”——“文界革命”最早出现在梁启超写于1899年《夏威夷游记》中。
要求打破晚请桐城派古文的潘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桐城派古文强调“义法”主张：“义”指文章的中心思想，要求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的观点出发；“法”指表现中心思想和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倾力向历来的古文家学习
“小说革命”——始于1902年。此时诗界革命已经达到创作的高潮。
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乞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的目标。将小说纳入“政治变革”与“社会改良”的时间课题之下。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断然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但是，应该注意的一个核心事实是，近代的诗文界革命始终是在工具的意义上将文学纳入维新变革的整体社会实践中加以考虑的。因此，尽管它的实践涉及所有的文学门类，但它的思想和战略却始终只在于谋求一个文学（文体）改良或功能的拓展，以便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更有效地扮演一个宣传和鼓动的角色。并没有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为之提供观念和理论的支持。这正是他不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对中国文学施加影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