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词牌的统计分析

填词，首要的是选定词牌。词牌有两个涵义：一是明确了调类，即音律特征；一是框定了词类，即语言格律特征。词牌的原始涵义，即包括了音乐也包括了文学，因填词目的是要“唱”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音乐属性在淡化、甚至退化，而最后只剩下文学的特定格式了。

原生态的词牌，也像现在的歌曲一样，洋洋洒洒，林林总总。好听的也多，流传甚广；一般化的也不少，唱过也就淡忘了。宋词的词牌也是这样。

在清朝万树编著的《词律》中，共收词牌660调，而清王奕清等奉命编的《钦定词谱》，则收调826调，可见词牌浩繁。实际词牌数远不止这些。在近年出版的《宋词全集》一书中，共收词牌1107个，而在《全宋词》中比这还要多。

这么多的词牌，想要填词表意，手头没有像样的工具书，是很难把握的很准的。但事实上，真正常用的词牌，远没有那么多。

所谓“常用词牌”，是指大多数词家喜欢用的词牌，也就是指在历朝的词著中，特别是宋朝的词著中，在众多的词牌中，出现概率最高的那些词牌。能够掌握了这些词牌，也就掌握了宋词的精华。我们试用概率统计的方法，来定量说明“常用词牌”的数量。

（一）

这里有两部书可以做为观察统计对象：一部是唐圭璋先生编的《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1995年重印）；一部是任汴、武涉仁编的《宋词全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两部书各有特点和重点。

《全宋词》录入词人1330余家，收词19900余首。除宋词人别集，散集外，其残篇断句，宋人话本小说词，宋人神仙鬼怪词，元明小说依托宋人词等，一并收录，“是编旨在汇辑有宋一代词作，供研究工作者参考之资，故纲罗散失，虽断句零章，亦加摭拾”（凡例语）。该书最大特点在于求“全”。

《宋词全集》，录编作者202位，词牌1107个，收录作品14932首。该书“主要采录了《疆村丛书》、《四印斋所刻词》、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及近人吴昌绶《景刊宋金元明词》本中的宋人词集，共收录词集200余家，数量约占全宋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说，宋词的精华已尽入其中”（序语）。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精”，它完全可以反映宋词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价值和比较全面的反映宋代词峰时期的词作面貌。考虑两书收录的词作品数，相差不大，为降低研究成本，我们选择《宋词全集》作为统计样本（统计、计算过程略）。

《宋词全集》中1170个词牌，在全书出现的频数为7750次，即每个词牌出现的平均频率数为7次。我们把词牌出现频率，高于平均数的词牌，一一统计列出，并按出现频率高低以次排列。但因词牌较多，故其平均数偏低，为不过于太分散，我们暂定义高于平均数4.4倍的，也就是作品出现频数高于30首以上的词牌，按顺序一一列出（见下表），具体观察结果。

每一词牌在《宋词全集》中共有的作品数，也同时统计出来，也一一列在表中。

为了观察词牌结构特性，把每个词牌的调数和字数也同时列于备注之中。

按统计原则，其观察目标是：一看有多少个词牌的出现频率总数，能大于中心数（3875）；二有多少个词牌的作品数也能大于作品总数的中心数（7466）。同时具备这两项条件的，才能定义为常用词牌。

《宋词全集》常用词牌统计表

根据以上数据,统计结果是:词牌出现总频率超过中心数的是41号词牌；词牌作品总数超过中心数的是第28号词牌。词牌出现频率总数超过频数中心数的、词牌作品总数超过作品中心数的，两项条件能同时满足的最低词牌群是41号，说明这41个词牌就是常用词牌的统计目标界限。另外，28号词牌、63号词牌也具一定观察价值。

（二）

根据如上统计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是：

一、在全宋词一千多个词牌群中，真正常用词牌只有41个。这41个词牌出现的频率为全部词牌出现频率的50.32%； 41个词牌作品数为全部作品的59.64%。而41个词牌只占词牌总数的3.70%。这就说明：还不到百分之四的词牌，其出现频率和作品总数都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因此应该认为这41个词牌就是宋词中的“常用词牌”。

二、值得注意的是，在41个词牌中，出现频率最高，也是作品数量最多的前十名词牌依次是：

1浣溪沙、2水调歌头、3鹧鸪天、4临江仙、5念奴娇、6菩萨蛮、7西江月、8满江红、9点绛唇、10清平乐。

这些词牌，在词史上出现过许多传颂千古的名篇名句。如：

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怀》，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辛弃疾的《鹧鸪天·送人》有“浮云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陈与义的《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张孝祥的《西江月·黄陵庙》，有“满载一船明月，平辅千里秋红”；

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有“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黄庭坚的《清平乐·春归何处》，有“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更是千古传诵名篇。

三、还值得注意的是，在41个词牌中，有28个词牌（列表中1—28号），虽然出现频率没有过半，但其作品量极大。在宋词一千多个词牌中，这28个词牌作品总数，占到了全集作品数的50.88%，超过半数。这是产生大量作品的词牌群。

四、在“常用词牌”外还有一些词牌，也都比较熟悉，还有不少名篇。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苏轼的《行香子·过七里滩》，辛弃疾的《汉宫春·立春》等等。这些词牌作品不是很多，但其名篇被引用量和刻印量极大，“出镜率”极高，印象深刻。这类词牌在我们最初的假设中，正好都囊括进来了，共有63个词牌。

这63个词牌，出现的频率为61.29%， 其作品总数为全书作品的69.79%。而63个词牌只占词牌总数的5.51%。这说明百分之五多一点的词牌，其出现频率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其作品总数接近百分之七十。因此，这63个词牌我们可以定义为“多见词牌”。

五、“常用词牌”和“多见词牌”，除了使用人多、作品多，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词牌使用的时间跨度长。统计过程发现，这些词牌从宋初始有人用，直到南宋末仍有人用。在北宋到南宋的三百多年里，这些词牌一直在沿续，久用不衰。

六、词牌的结构特征，也非常明显：1、这63个词牌都是双调。2、常用词牌字数最少的是《南歌子》，26字；字数最多的是《贺新郎》、《摸鱼儿》，116字。词牌的字数集中在两个区段上，40—80字和90—120字，百分之六十的词牌字数，集中前一区段上。

对于初学词作的人，能够掌握这63个词牌的格律和其代表作，就可以基本掌握宋词的精华了，对于宋词的文化价值的了解和宋词格律规律的掌握，就能够有个基本概念了。笔者在《填词探要》（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根据这63个词牌，又略扩展到一百个词牌，将其格律和例作加以阐述，拟可做入门参照。